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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的另一个重要创造是在五院制的名义下嵌入了内阁制与国会制。他的具体设计是,赋予监察院英式上院的地位,赋予立法院以下院地位,而行政院成为内阁。行政院与立法院之间是内阁与国会的关系。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不信任的时候,可以推翻行政院,而行政院也可以要求总统解散立法院,举行大选,产生新的立法院。
这部宪法草案还规定,各省可以制定省宪,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以省宪的方式保障解放区的政治地位。
梁漱溟回忆说,张君劢这套方案提出后,“在野各方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赞成”。参与宪法草案的两位国民党代表,其中包括孙中山的儿子行政院长孙科也表示同意。而作为政治强人,蒋介石的未来地位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如果担任总统,在国家政体采用内阁制的时候只是一个荣誉职位,而如果担任行政院长,也将在立法院的监督下。
在这次会议上,现政府改组是另一个重要的议题。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提出,国民政府委员会是政治的最高指导机关,国民党委员应该在其中占绝对多数,并且政府委员的任命应该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
这种继续延续一党训政的做法立刻遭到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在向政协会议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中要求:“多数党在政府中的主要职位所占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改组后的政府,应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任何一党的经费不得由国库开支”。
对此,最为强硬的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发言说:“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法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是什么也解决不了的。”共产党代表陆定一回击说:“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都由党包办的,而是党领导人民工作。在中国则一党专政是办不通的,中国只应实行多党政治。”
最后在这个问题上达成的协议是,国民政府委员共40名,其余20名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协议没有规定政府委员的任命应该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
在激烈争论的时候,马歇尔曾经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临时政府组织法”,核心内容是,由一个国务委员组成临时政府,“在立宪政府成立之前,非经国务委员会十六之同意,国民政府不得发布影响各县各行政区纯地方性质事务之法令”。这等于是取消了国民政府的存在。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中感叹说,这个美国人在实行民主的道路上比共产党人更过火,完全不了解中国的现实。而更让他“心神痛悔交集”的是对共产党“过于宽容”。
1946年1月31日,政协会议在“极度和谐兴奋”的气氛中结束。马歇尔感到困惑的是,国共双方对立了十八年,短时间就妥协了,战争全面停止,实在是件出人意料的事情。
毛泽东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说:“推动(政协会议成功)的力量,最初出于美总统杜鲁门,继之以莫斯科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最后则是马歇尔特使及国内民主分子,其间的国民党本身的民主分子,也不在少数。”
蒋介石把政协会议视为失败,失败的原因都是“因为军队无力量”。他不能容许以武力取得的国家权力却在党派协商和议会政治中丧失一半。
在政协会议之后的国民党六大上,蒋介石对代表们说,自己九岁时就死了父亲,跟随着母亲受尽了土豪劣绅对自家产业的觊觎,还有亲戚朋友的冷淡。在这种凄凉孤苦的环境中,他受母亲影响,养成了忍辱负重的性格。
然而这种忍耐并不意味着宽容,蒋介石并不需要忠诚的反对派,他要求民众必须具有“服从、牺牲、严格、清洁、准确、勤奋、保密”的品质,“必须坚定地,勇敢地为团体和国家做出牺牲”。而作为领袖,既是基督徒又是老式儒家的蒋介石相信自己的无私和道德纯正,因此自己的权力利益就是党的权力利益,也就是国家的权力利益。
比起蒋介石,他手下极端的国民党徒更缺乏理性和耐心。在重庆校场口,他们残暴的摧毁了各界人士庆祝政协召开的大会,后来又暗杀了两名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李公朴和闻一多。没有证据表明蒋介石与这些暴行直接相关,但是这些具体行动的执行者们都认为,他们采取行动是因为那些人的言行惹怒了自己的委员长。
很快马歇尔就开始抱怨,国共双方总是在细节问题上绕来绕去。他开始相信《大公报》社长胡政之对自己的警告,建成联合政府就像建立一个“德意志法兰西联合共和国”,国共合作是没有基础的。梁漱溟也有同感,国共谈判转移不定,“今天在此,明天又在另一点,层出不穷”。政协会议没有解决军队国家化以及错综复杂的东北问题,成为谈判的焦点和战争的触发点。
马歇尔严厉地指责蒋介石用军事行动破坏了他的调解工作,并把70%的预算用于军费,使国家经济陷于崩溃,这样做只会为共产主义的蔓延提供肥沃的土壤。
蒋介石回答说:共产党从来就没打算与国民党合作,在苏联的影响下,他
这部宪法草案还规定,各省可以制定省宪,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以省宪的方式保障解放区的政治地位。
梁漱溟回忆说,张君劢这套方案提出后,“在野各方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赞成”。参与宪法草案的两位国民党代表,其中包括孙中山的儿子行政院长孙科也表示同意。而作为政治强人,蒋介石的未来地位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如果担任总统,在国家政体采用内阁制的时候只是一个荣誉职位,而如果担任行政院长,也将在立法院的监督下。
在这次会议上,现政府改组是另一个重要的议题。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提出,国民政府委员会是政治的最高指导机关,国民党委员应该在其中占绝对多数,并且政府委员的任命应该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
这种继续延续一党训政的做法立刻遭到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在向政协会议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中要求:“多数党在政府中的主要职位所占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改组后的政府,应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任何一党的经费不得由国库开支”。
对此,最为强硬的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发言说:“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法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是什么也解决不了的。”共产党代表陆定一回击说:“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都由党包办的,而是党领导人民工作。在中国则一党专政是办不通的,中国只应实行多党政治。”
最后在这个问题上达成的协议是,国民政府委员共40名,其余20名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协议没有规定政府委员的任命应该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
在激烈争论的时候,马歇尔曾经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临时政府组织法”,核心内容是,由一个国务委员组成临时政府,“在立宪政府成立之前,非经国务委员会十六之同意,国民政府不得发布影响各县各行政区纯地方性质事务之法令”。这等于是取消了国民政府的存在。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中感叹说,这个美国人在实行民主的道路上比共产党人更过火,完全不了解中国的现实。而更让他“心神痛悔交集”的是对共产党“过于宽容”。
1946年1月31日,政协会议在“极度和谐兴奋”的气氛中结束。马歇尔感到困惑的是,国共双方对立了十八年,短时间就妥协了,战争全面停止,实在是件出人意料的事情。
毛泽东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说:“推动(政协会议成功)的力量,最初出于美总统杜鲁门,继之以莫斯科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最后则是马歇尔特使及国内民主分子,其间的国民党本身的民主分子,也不在少数。”
蒋介石把政协会议视为失败,失败的原因都是“因为军队无力量”。他不能容许以武力取得的国家权力却在党派协商和议会政治中丧失一半。
在政协会议之后的国民党六大上,蒋介石对代表们说,自己九岁时就死了父亲,跟随着母亲受尽了土豪劣绅对自家产业的觊觎,还有亲戚朋友的冷淡。在这种凄凉孤苦的环境中,他受母亲影响,养成了忍辱负重的性格。
然而这种忍耐并不意味着宽容,蒋介石并不需要忠诚的反对派,他要求民众必须具有“服从、牺牲、严格、清洁、准确、勤奋、保密”的品质,“必须坚定地,勇敢地为团体和国家做出牺牲”。而作为领袖,既是基督徒又是老式儒家的蒋介石相信自己的无私和道德纯正,因此自己的权力利益就是党的权力利益,也就是国家的权力利益。
比起蒋介石,他手下极端的国民党徒更缺乏理性和耐心。在重庆校场口,他们残暴的摧毁了各界人士庆祝政协召开的大会,后来又暗杀了两名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李公朴和闻一多。没有证据表明蒋介石与这些暴行直接相关,但是这些具体行动的执行者们都认为,他们采取行动是因为那些人的言行惹怒了自己的委员长。
很快马歇尔就开始抱怨,国共双方总是在细节问题上绕来绕去。他开始相信《大公报》社长胡政之对自己的警告,建成联合政府就像建立一个“德意志法兰西联合共和国”,国共合作是没有基础的。梁漱溟也有同感,国共谈判转移不定,“今天在此,明天又在另一点,层出不穷”。政协会议没有解决军队国家化以及错综复杂的东北问题,成为谈判的焦点和战争的触发点。
马歇尔严厉地指责蒋介石用军事行动破坏了他的调解工作,并把70%的预算用于军费,使国家经济陷于崩溃,这样做只会为共产主义的蔓延提供肥沃的土壤。
蒋介石回答说:共产党从来就没打算与国民党合作,在苏联的影响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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